2529万“结清”4.3亿损失？诸暨自规局答复书引民企破产维权追问

　　“纠纷已通过司法途径全部解决，赔偿已结清。”2025 年10月22日，浙江省诸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下简称“诸暨自规局”)对中金公司创始人周利忠提交的《履行职责申请书》作出书面答复，同时以“个人非合同相对人”为由否定其履职申请资格。

　　这份简短的答复，将一场跨越15年、涉及5080万元土地出让金、4.3亿元企业损失的政企纠纷，再次推向舆论焦点——一边是浙江省2025年刚出台的18条优化营商环境硬核举措，一边是民企破产后仍在维权的现实困境，形成了刺眼的对比。

　　​核心矛盾爆发：2529万“结清款”VS4.3亿实际损失​时间回到2025年8月29日，年逾六旬的周利忠带着一叠厚厚的证据材料，向诸暨自规局邮寄《履行职责申请书》。

　　这份申请书的背后，是中金公司从返乡明星企业到破产清算的血泪史：2010年1月，中金公司通过公开招拍挂，以5080 万元高价竞得诸暨市浬浦镇盘山村72亩地块，计划打造“碧水豪庭”项目。

　　然而，诸暨市原国土局(现自规局)违反“净地出让”法定要求，交付的地块仍有农户未拆迁、高压线未移除、河塘未填平，导致企业四年无法动工。​“我们按时缴清了全部土地出让金，却拿到了一块无法开发的‘毛地’。”周利忠提供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显示，政府本应承担“三通一平”义务，但实际交付的地块完全不符合开发条件。

　　后续的《框架协议》承诺、安置房回购价格缩水、置换地块终止出让等一系列违约行为，最终导致中金公司资金链断裂。经专业机构评估，截至2019年，企业贷款本息、手续费、土地增值损失及预期收益等合计损失高达4.3亿元(相关报道见《土地出让三度违约民企十年维权路漫漫——浙江诸暨企业家周利忠返乡投资梦碎记》)。

　　​而诸暨自规局在答复书中提及的“全部赔偿”，仅为 2529.1022万元，其中包含土地出让金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268.77万元场地平整费和18.27万元围墙垒筑费。其根本不是所谓“赔偿”，只是将贷款利息及本就属政府部门承担的中金公司临时垫付的土地平整费等返还中金公司，更何况其并未覆盖所有实际支出，更谈不上公司投入项目巨额资金占用费，实为企业实际损失的九牛一毛。

　　​更令人费解的是“主体不适格”的认定。在2025年3月至9月期间，中金公司作为原告，就(2024)浙0681民初14562 号案件四次起诉诸暨自规局，请求确认《解除出让合同确认书》无效并交付地块或置换同等价值土地。庭审中，中金公司多次申请事件亲历者、现任诸暨自规局局长赵某出庭作证，但赵某均无故缺席，导致庭审被迫中断。如今，诸暨自规局却以“周利忠个人非合同相对人”为由，驳回其履职申请，被外界质疑“回避核心问题”。

　　2025年10月31日，中金公司正式向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裁定并发回重审。​回溯十五年纠葛：招商引资而来，剥皮抽骨而去回溯这场前后持续15年之久的纠纷，周利忠带着建设诸暨的美好初心，招商引资而来，却因维权投诉举报相关政府涉案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等遭受打击报复。反观相关涉案人员升职加薪两不误。

　　(2010年)：违反《闲置土地处置办法》，“毛地出让”导致企业四年无法施工，因此支出的成本和利息血本无归。

　　(2017年)：为化解中金地产2014年提起涉案民事纠纷赔偿之诉导致的政府部门败诉赔偿风险，欺骗中金公司签署三方《关于浬浦镇盘山村商住出让地块历史遗留问题处置框架协议》，事后根本无意履行《框架协议》承诺，根本未做新地块开发招拍挂等实质意义上准备工作，一方面骗取中金公司信任注销原地块土地证，解除原土地出让合同彻底化解诉讼败诉风险，另一方面又不履行供新地块承诺。解决纠纷是假，诓骗企业化解败诉风险是真!

　　(2025年)：履职答复书回避资金去向、违约责任等核心问题，有关部门缺乏基本的诚信与担当。​司法救济过程同样充满波折。

　　2014年中金公司首次起诉后，案件因“政府协商”拖延三年超法定审限;2019年绍兴市柯桥区法院作出行政赔偿判决，驳回预期可得利益诉求;2020年浙江省高院驳回再审申请;2025年诸暨市法院以“否定生效行政判决”为由驳回起诉。

　　最高人民法院2023年发布的行政公益诉讼典型案例显示，类似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山县自然资源局怠于收缴土地出让违约金案，检察机关可通过公益诉讼督促其履职，但中金公司的维权之路却始终缺乏有效监督。

　　​关键疑点待解：3345万土地出让金去向成谜​在诸暨自规局的答复中，未提及中金公司反复追问的 3345.91万元土地出让金去向问题。证据显示，2010年5月，诸暨市原国土局已将该笔资金拨付给浬浦镇政府。根据《土地管理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土地出让金应优先用于征地补偿安置，而这笔足以覆盖涉案地块拆迁平整费用的资金，却未解决任何“毛地”问题。​“十多年来，我们先后十余次申请信息公开，均未得到明确答复。”周利忠出示的沟通记录显示，从2017年至今，历任诸暨市政府、自规局、浬浦镇政府领导均以“历史遗留问题”推脱，未公开资金具体用途，更无任何责任人被问责。

　　这种“新官不理旧账”的做法，与浙江省《关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通知》中“坚决破除地方保护、保障民营企业平等使用生产要素”的要求，形成了鲜明反差。​政策对照与专家拷问：营商环境不能只停留在文件上​2025年5月，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18条优化营商环境举措，明确提出“至2025年底，全省公平竞争环境社会满意率达到 96%以上”“深化服务型执法，避免小过重罚、类案不同罚”。

　　但诸暨的案例却暴露出基层执行中的漏洞：政府部门违法出让土地在先，违约履约在后，司法救济未能充分弥补企业损失，信息公开不透明，问责机制缺失。​“这起案件是检验营商环境的试金石。”法律专家指出，根据最高法典型案例精神，自然资源部门作为土地出让方，负有法定履约义务，怠于履职或违约应承担全面赔偿责任。

　　浙江省的优化营商环境政策强调“政府守信用、企业敢投资”，但诸暨自规局的答复书显然未能体现这一原则。专家进一步表示，土地出让金作为国家财政收入重要组成部分，其使用应公开透明，浬浦镇政府未公开3345.91万元资金用途，涉嫌违反财政资金管理规定，相关部门应依法审计调查。

　　如今，诸暨市浬浦镇盘山村的涉案地块依旧荒芜，高压线杆在风中矗立，如同这场纠纷的未解之谜。

　　中金公司的上诉材料已递交绍兴中院，周利忠的维权之路仍在继续。“企业破产了，但契约精神不能破产，法治尊严不能破产。”他的这句话，不仅是一家民企的诉求，更是对优化营商环境政策落地的深刻叩问。​在浙江全力打造“营商环境最优省”的背景下，诸暨这起跨越15年的纠纷提醒我们：优化营商环境不是口号，而是要落实到每一份合同的履行、每一个承诺的兑现、每一次纠纷的公正处理中。

　　唯有让政府履约守信成为常态，让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障，才能真正激发市场活力，让民营经济在法治的阳光下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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